和傅柯唱反調:《性意思史》feat.《性意識史》

張亦絢的近著《性意思史》,光是書名就像所有性的話語一樣,誘惑讀者腦補:這本書是不是在KUSO傅柯(Michel Foucault)的著名大作《性意識史》(The History of Sexuality)?畢竟,性的話語如果少了那麼一點言外之意,就無法讓人意會那些「意思」,偷偷摸摸地笑。
重點就在於「性的話語」以及「偷偷摸摸」。如果我們承認,在一定程度上,並非「我」使用話語,而是話語建構了「我」(註一)。那麼,在性的層面上也是類似的:我們並非先知道「性」才能言說「性」,而是先有許多關於「性」的言說,我們才能透過那些言說,以為自己知道了「性」。我們活在話語的網羅裡,也依賴話語為我們指認事物,使我們認識世界也認識自身。和每個人身體最密切相關的「性」、我們對於這件事情的認識,也往往依靠語言,以及語言背後的知識。因而,無論是《性意識史》或《性意思史》,他們深究的,與其說是「性」本身(註二),不如說是「性的話語如何主導、控制我們的認知」。
在上述對於語言和權力的認識基礎上,傅柯提問:為什麼大家談到性,總是偷偷摸摸?彷彿在話語的背後,藏著一個我們又明白又迴避的真相?
性被壓抑?那是假議題
通常大家會回答:因為性被壓抑了。因為性很私密、好像有些禁忌,所以提到性,大家都要小心翼翼。這是傅柯在《性意識史》中首先點名的「壓抑假說」(repressive hypothesis)。傅柯認為,性並沒有被壓抑;正好相反,我們活在一個前所未有地鼓勵每一個人說出性的時代。從教堂的告解室到現代的google bar(註三),每個人都躲在陰暗的小房間裡,揭露自己的性,同時接收道德、倫理和科學知識的性論述。因此,對傅柯而言,我們是否被壓抑而不敢討論性,那是個假議題。真正被壓抑的,不是性,而是「特定的性」。
張亦絢的《性意思史》,以近乎告白體的方式,講出那些「特定的性」:非陽具中心的,非視覺化的,非單一線性的。這三者彼此環環相扣。陽具是被高度視覺化的外顯存在,而常識所想像的性行為,往往是單一的線性進程——所謂前戲、性交、高潮、後戲——而這個進程之所以能被想像,也是以陽具的可視化為前提。這並非意味只要描寫女性間的欲望,就可以達到這「三非」。正好也是近期出版的《她的身體與其它派對》,同樣關注女性身體經驗,也有大量女性間的性,卻不如《性意思史》的性那樣流動。這當然由於兩者探討的面向不同:《她的身體與其它派對》偏重「性的形下學」,而《性意思史》在乎「性的形上學」。
更進一步說,《性意思史》的「性」,絕不單純只是「性行為」,而是關於我們如何被既定的性論述、性科學制約。以及,更有前瞻性的,我們如何以話語和想像逃脫這個制約。
正是在「逃脫制約」這個層次上,《性意思史》——儘管張亦絢在〈附錄〉表明她無意和傅柯攀關係——鑿開了可以和傅柯唱反調的破口。根據傅柯的說法,我們不是被強迫不討論性,反而是被強迫陳述性。透過強迫言說,原本抽象的、隱密的性,變成確鑿的話語,因而可以歸類和管控。從近代科學、醫學、法律的興起開始,原本曖昧模糊的性,紛紛被「知識化」。這一套關於性的知識,會告訴每個人,哪些是好的性,哪些是壞的性。大體而言,凡是不利於人口增殖的性,諸如同性戀、自慰、不具生孕功能的性行為、以及醫學宣稱會導致人體「殘疾」的性,都會被程度不一地禁止、懲罰、污名化。在傅柯的思想裡,我們越是把性說出來,其實越是鞏固這樣的權力結構。然而,我們也無法逃脫被迫說來和被迫接收性知識的宿命——只要是想活在人類社群結構裡,我們誰也不可能離開話語的網羅。舉例而言,邱妙津筆下的性往往充滿「沒有陽具該怎麼辦」的焦慮和恐懼;馬查多(註四)寫了許多女性如何在性的權力機制下受壓迫;但是對傅柯來說,這些表述,與其說是顛覆了性,不如說是被性的權力網絡收編。弱勢者發聲固然很重要,但是弱勢者有時再怎麼發聲,都只是讓整個權力系統更顯得無堅不摧。
多說一點好?少說一點好?
傅柯認為說得越多,規訓得越深;張亦絢反而讓角色殷殷不懈地說,說得越多,越能溢出規訓之外。《性意思史》的意義,則不只在於「弱勢者發聲」,而更在於「弱勢者發出讓系統當機的聲音」。甚至,當系統當機,也許那所謂的「弱勢者」也不復存——本來,權力位置的高低,是由結構決定的;當結構不穩固,也就很難分辨強弱。
讓我們回到稍早提到的「三非」,來作為「讓系統當機」的實例。
第一,非陽具中心。在〈性意思史〉的第三節,文本提到「說到性能力,是不是都以所謂想像中的持久陰莖作為參考點呢?」(64)文本接著以路易的性探索,描繪非陽具中心的歡愉體驗。路易以研究者的精神,撫摸自己的身體,尋得屬於她的性快感。路易的快樂來自兩個層面。一方面是身體本身傳遞給她的刺激感。另一方面,是她原本依循「G點之謎的科學研究」探索自己的身體,結果反而因為走上另一條並非科學指引的道路,意外走到更寬闊自由的身體經驗:「富足強大、對性高潮招之即來的信心、歡快與得意,擁有連科學研究都落後於己的高超存在」(66)。路易的性探索,破除了兩種陽具。形而下來說,她的探索與擁有,完全不需要另一副男性的身體來完成;形而上來說,陽具和(以男性科學家為主導)的科學研究一樣,是一種權力象徵,也是是單一化的知識論述。也就是說,當路易探索到連科學研究都無法抵達的身體經驗,她同時也抵達了形而上的陽具(科學)無法企及、無法界定的「性能力很強」。
第二,非視覺化。我們的文化,長期習慣以「看見」來決定「存在」。因此陽具的無所不在——不只是男性體徵上的外顯,以及所有棍、槍、鑰匙、高樓這類「棒狀物」的象徵意義——讓擁有陽具的男性(各種意義上的男性),從生下來的那一刻,就是,整個宇宙都聯合起來幫他們刷存在感。然而,〈性意思史〉第二節卻說:「性器的星圖,存在即在不可見」(61)。路易的提問非常簡單又直指核心:如果那就是我的身體,為什麼我非得「看見」才能確認它的存在?路易覺得,身體就像一座房屋,除非真的不舒服,需要檢查,否則在一般的情況下,個人對身體的認識,不見得需要用看的——「女人有太多其他方式,了解狀況」(59)。同時,路易也顛覆了科學化的性學論述。雖然科學論述同樣會寫女人如何「陰蒂勃起」,但路易感覺,這就像人無法自己說自己有沒有瞳孔放大一樣(68)。隱而不顯的陰蒂,本來就不是要讓人看見的。因而如果我們執迷於「看見才能述說」的語言(例如「勃起」這個詞),我們終將無法找到真正能傳達女性身體經驗的話語。或許這正是為何當路易的小表妹形容下體的興奮感是「小鳥啾啾叫」時(56-57),那樣的語言效果使人驚奇——我猜不只文本內的大人「尷尬狂喜」,文本外的女性讀者恐怕多少也嚇了一跳。原來還有這樣的語言——不是單調的「癢」、「爽」、「舒服」——這樣可愛、又充滿聽覺、又歡快的語言,可以形容這副不(需要)被看見的身體嗎?
第三,非單一線性。在性行為的層次上,《性意思史》所描寫的行為大多不在前述的單一進程中。例如〈風流韻事〉中X和敘事者做愛,花了大量時間在親耳朵——往往被視為前戲的親耳朵,反而成了主菜。又或者〈四十三層樓〉中,敘事者和不知對方性器為何的陌生人做愛,他們的方式是同時各自以下體磨擦一個枕頭。在這兩種性行為中,陽具缺席,也意不在視覺(尤其枕頭遮著雙方的下體)。同時,「調情、前戲、性交、高潮」這些被僵固化的性行為想像,也難以用來界定上述行為。也就是說,再一次地,《性意思史》的性,使得所有既定的性話語失效。
尋找話語,癱瘓系統
更進一步說,《性意思史》透過大量言說性,弔詭地讓「性的言說」這個系統當機。性變得難以言喻,可以是任何語言,也可以什麼語言都不是。僅僅只是經驗本身。就如同路易幻想自己被所有她愛的人撫摸,和所有她愛的人貼著身體。如果是往常的「性的言說」的定義,路易的想像是一種關於群交和雜交的性幻想。然而,對路易而言,那不過就是一種關於身體舒服的極致想像而已——性慾從來不需直指性器,「沒有持續刺激任何性感帶的知識與企圖,愉快是整個身體的事」(92)。
回歸經驗,回歸自己的語言(及非語言)。傅柯給《性意識史》下了副標:知道的意志(the will to know)。性作為一種言說、一種被社會結構給定的想像機制,強迫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告解自己的性。每一個說的人,聽的人,都努力在言語中尋找那藏在背後的真相。對傅柯而言,重點不在於談論或知道性背後的真相,而是那些談論和知道如何被既定的權力模式建構,同時再鞏固既定的權力模式。而張亦絢的《性意思史》,似乎回答了傅柯:性的背後沒有真相。至少,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相。「我們都要接受自己與別人,每一次不同的『做』、每一次不同的『說』。」(106)這絕非「尊重差異」這樣的口號而已——終究張亦絢以具體書寫出《性意思史》,給大家另一個對待自我與他者的方法。
傅柯從結構外部批判結構,張亦絢則從結構內部瓦解結構。那些複雜又單純的欲望,體液一般溢出既存的框架之外。在框架之外,或許邱妙津筆下的焦慮與恐懼終將被撫平,那時候,每一個人,都能自由自在地擁抱「性慾的非人格化」(91)。
註
一、這是後結構語言學的普遍觀念。我們只要換個方式想,就可以進入這個看起來很玄的陳述。Google翻譯可以說出「我」這個字,但是它說出來的這個字背後,有一個具體存在的「我」嗎?
二、我們甚至要疑惑,真的有所謂的「性」本身嗎?除了性之外,任何事物,真的有其「本身」嗎?如果我們一生下來就注定直接落入話語的世界,我們的認識論如何能夠不是話語?我們所知的一切,如何能夠不是藉由話語的再現?
三、《數據、謊言與真相》的作者是Google資料分析師,他分析了大家在google引擎鍵入的關鍵字,其中關於性的語言佔據多數。我感覺Google引擎就是網路時代的告解室。
四、《她的身體與其它派對》的作者。
(本文刊登於《聯合文學》2019. 11月號)
留言